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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報導：當「公開審理」淪為權力修辭——從蔡鴻燊案檢視司法量刑與被告防禦權的政經學衝突 ## 【前言：法庭上的「態度」與「權力」】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刑事訴訟架構中，「公開審理」與「對質詰問」被奉為保障被告人權、實踐程序正義的雙核心支柱。 其背後的憲政法理邏輯明確且不容動搖：審判必須攤在陽光下，透過檢辯雙方的言詞交鋒與嚴格的交互詰問，才能穿透謊言、逼近客觀真實；同時，在法官主持的公開法庭中，任何人皆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肉體或言語的恐嚇。 然而，在「台版地面師」假遺囑詐騙案的二審宣判中，這套完美的法治修辭，遭遇了實務裁判的劇烈撞擊。律師兼民間公證人蔡鴻燊因涉嫌違背職務收賄，於 2026 年 10 月 遭台灣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 25 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嚴厲指責蔡鴻燊「從一審到二審堅不認罪，利用自身律師專業耗費龐大司法資源，甚至在證人做出不利證述時，當庭出言干擾證人作證，犯後態度極其惡劣」。 這項量刑理由隨即引發了法律界與客觀第三者的強烈質疑：如果「公開審理」是常態，如果「交互詰問」是權利，那麼被告在法庭上的據理力爭、言詞對抗，為何會被直接等同於「干擾證人」？「不認罪」又在何時、在何種政經結構下，變成了法官口中「態度惡劣」的重判護照？ 本期《社長政經學》將抽離情感與道德批判，以全然理性、中立的客觀第三者視角，深度解構蔡鴻燊案背後所折射出的法理衝突。我們將探討司法機關如何將「犯後態度」工具化、解析法庭程序中「合法防禦」與「惡意干擾」的政經邊界，並批判數位監控時代下，司法利維坦與原子化被告之間，那道日益擴大的權力不對等鴻溝。 ## 第一章、 權力解密：法庭「公開審理」下，何來威脅與干擾？ 要釐清本案的核心爭點，必須先回答一個最符合直覺的常識性問題：在公開、透明且由法官強力掌控秩序的法庭內，被告究竟如何能在「不構成恐嚇罪」的前提下，被認定為「干擾證人」？ 在台灣《刑事訴訟法》的實務運作中，法庭所指控的「干擾」，本質上不是物理性的威脅，而是知識、程序與心理地位上的不對等壓迫。 ## 1. 交互詰問的法規邊界與「程序外發言」 《刑事訴訟法》對於交互詰問設有嚴格的「主詢問」、「反詰問」、「覆詢問」輪流順序。在法理上，被告或其辯護律師只能在「輪到自己發言的時間內」，用尖銳、嚴厲甚至具備攻擊性的言語去質疑證人，這叫作「合法的防禦」。 然而，根據本案二審卷宗與合議庭的客觀觀察，蔡鴻燊被認定為干擾的行為，核心在於「非己發言時間的程序突襲」： * 當檢察官正在對共同被告（如已認罪的人頭見證人或里長）進行主詢問時，或證人正在回答法官問題時，蔡鴻燊屢次未經審判長許可，憑藉自身熟稔訴訟程序的專業律師優勢，當庭插話、打斷證人陳述，或在證人即將做出關鍵指證時，以言詞進行程序干涉。 * 這種行為在技術上雖然沒有違反《刑法》恐嚇罪，但在刑事訴訟實務上，會被判定為「蓄意破壞法庭秩序、利用程序縫隙中斷證人自由陳述意願」的惡意技術干擾。 ## 2. 「專業律師」與「基層共犯」的心理權力不對等 從政治經濟學的「微觀權力結構（Micro-power Structure）」來看，法庭雖然公開，但參與者的心理地位並非平等。本案中許多出面當臨演的見證人，多為社會底層的人頭，或是不懂高深法理的基層里長，面對《貪污治罪條例》10年以上重罪的心理壓力極大。 當這些共犯選擇轉為認罪證人、上庭供述金流時，蔡鴻燊作為這條犯罪鏈中學歷最高、法學素養最深的「指導者」身分，在非詰問時間對其進行當庭的冷嘲熱諷、言語駁斥或斥責，在客觀上會對證人造成極大的心理震懾效果。法官將這種利用心理與知識優勢、在程序外試圖壓制證人說真話的行為，評價為「犯後態度惡劣」，而非將其視為憲法保障的「公開審理對抗」。 ## 第二章、 制度盲點：「不認罪就是態度惡劣」的法理悖論 蔡鴻燊案引發的最大憲政隱憂，在於《刑法》第57條第10款「犯罪後之態度」在司法實務中被廣泛濫用的現象。民眾乃至於部分法律從業人員常有一種既定印象：只要被告不認罪、拼死抗辯，就會被法官認定為「毫無悔意、態度惡劣」而從重量刑。 這在客觀法理上，存在著根本性的邏輯悖論與權力擴張。 ## 1. 不自證己罪原則與訴訟防禦權的實質架空 憲法保障公民的無罪推定原則與不自證己罪原則。被告在法庭上全盤否認犯罪、保持緘默，或要求檢察官必須拿出「超越合理懷疑」的硬證據（物證、金流）來定罪，這是法治國家賦予個體的絕對防禦權。 【 被告法庭防禦權的合法與非法邊界 】 │ ┌─┴─────────────────┐ ▼ ▼ 【 合法不認罪（不扣分） 】 【 惡意犯後態度（從重量刑） 】 1. 保持緘默、否認犯罪 1. 當庭插話、干擾證人陳述 2. 要求檢察官嚴格舉證 2. 抹黑被害人、捏造幽靈共犯 3. 進行純粹的法律見解爭辯 3. 湮滅證據、發動程序干擾 如果法官僅僅因為「被告不認罪」，就在判決書中寫下「被告犯後否認犯行、毫無悔意，建請從重量刑」，這在實質上就是變相懲罰被告行使憲法防禦權，形同將「不認罪」本身當作一種加重刑罰的罪名。 ## 2. 蔡鴻燊案的特殊性：物證與謊言的「經驗法則」衝突 既然不認罪是權利，為何蔡鴻燊還會被重判？這必須回歸本案的客觀物證鏈。 在如此密不透風的硬物證面前，蔡鴻燊在二審時的答辯策略並非針對物證進行合理的無罪抗辯，而是編造了完全違反社會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的說詞（例如堅稱自己只是單純審查形式、完全沒拿錢、不知道同一批臨演反覆出現）。 * 法理評判： 法院重判他的法理基礎在於：被告有權利不認罪，但沒有權利在法庭上踐踏司法公信力、將顯而易見的犯罪鐵證編造為「幽靈共犯設局」的劇本。 當不認罪伴隨著「在庭上對認罪證人施加程序外壓力」以及「全然推諉卸責於他人」時，這項防禦權便逾越了誠實信用原則的界線，從而轉化為法官量刑時的負面審酌因素。 ## 第三章、 政治經濟學架構：專業壟斷、國家授權與期待可能性 從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微觀視角來看，蔡鴻燊案之所以判得比詐騙集團首腦蔡尚岳（20年）還要重（25年），核心在於「國家特許公權力的背叛」與「階級期待可能性」的溢價。 ## 1. 國家公信力的特許套利 在現代社會的制度設計中，地政登記與民間公證制度，是維繫整個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秩序的最底層基石。沒有公證人的背書，任何人都無法隨意將他人的土地、房產進行繼承與移轉。 國家賦予律師與民間公證人神聖的公權力，本意是要他們擔任市場交易的「守門人（Gatekeeper）」。蔡鴻燊的政經本質，是將國家特許的「公證章」，商品化為詐騙集團用來強取豪奪孤獨死長者遺產的「通關特權」。這種行為徹底摧毀了社會大眾對於地政公信力與司法認證制度的集體信任。 ## 2. 階級期待可能性與法庭博弈 在《刑法》量刑實務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作「期待可能性」——社會期待一個具備何種知識、地位的人，做出何種符合法律的行為。 * 集團首腦蔡尚岳： 屬於典型的不動產黑市投機者，其犯罪雖然龐大，但其本質就是為了逐利而踐踏法律。他在後期選擇認罪、交代金流，符合法律博弈中「輸家認賠」的預期。 ## 第四章、 司法利維坦的程序黑箱：防禦權的邊界該由誰定義？ 雖然蔡鴻燊在客觀上確實有極大的犯罪嫌疑與主觀惡性，但回歸純粹的中立範式，我們必須警惕本案量刑理由背後所潛藏的「數位利維坦（Digital Leviathan）行政便利主義」。 ## 1. 「司法資源耗費」作為加重處罰藉口的危險性 二審判決中提到蔡鴻燊「耗費龐大司法資源傳喚 20 餘名證人」。從客觀人權的視角檢視，這是一句極其危險且違反法治國原則的官僚修辭。 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並沒有規定被告只能傳喚幾名證人。只要審判長裁准傳喚，每一次的傳喚與詰問都是被告合法的訴訟權利。如果法官可以因為被告「傳喚太多證人證實清白，導致法院開庭太累、結案太慢」，就在量刑時認定其「耗費司法資源、態度惡劣」，這無異於是在制度上鼓勵法官實施「速審速決的行政便利主義」，迫使弱勢被告為了避免被重判而放棄傳喚證人的權利。 ## 2. 當「強悍防禦」被污名化為「態度惡劣」 在刑事法庭的微觀對抗中，檢察官擁有國家機器龐大的調查權、監聽權與數位採證工具；而被告往往只能依賴律師在有限的卷資中尋找漏洞。在這種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結構下，被告在庭上的表現必然是強悍、針鋒相對且拒不妥協的。 如果司法體制容許法官將被告「在公開審理中對證人的強烈質疑、對金流串聯的嚴厲駁斥」，全數主觀地解讀為「干擾證人、態度惡劣」，那麼這條防線將極易流於法官對被告進行「道德綁架」與「權力訓誡」的工具。 ------------------------------ ## 第五章、 社長理性論政：重構法庭對抗與犯後態度的理性界線 蔡鴻燊案的二審判決，是一面折射台灣刑事司法實務功利主義的鏡子。它一方面彰顯了司法對於腐敗特許階級的重拳懲治，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犯後態度」裁量權過大、容易架空被告防禦權的制度沉痾。 為了避免「犯後態度」淪為法官個人主觀好惡或行政便利的裁量黑箱，未來的司法改革與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引，必須劃定三道清晰的客觀防線： ## 1. 核心防線：嚴格禁止以「不認罪、耗費司法資源」作為加重理由 司法院與最高法院必須在未來的量刑指導趨勢中明確宣告：被告行使憲法賦予之否認權、緘默權、以及依法傳喚證人進行詰問之權利，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得轉化為刑法第57條的加重處罰依據。 司法資源的消耗是國家維持正義必須支付的必要成本，絕不能將結案業績的壓力，轉嫁為對被告防禦權的實質刑罰。 ## 2. 程序防線：將「合法的言詞交鋒」與「非法的程序干擾」實質分流 法官在評斷被告是否「干擾證人、態度惡劣」時，不能僅憑被告在庭上語氣是否恭順、是否當庭認錯為標準。必須提出客觀的行為事證：例如被告是否在非發言時間實質破壞法庭秩序、是否在開庭前透過管道對證人進行庭外施壓或串證。在公開審理的交互詰問中，強烈的言詞對抗、指出證人說謊，不論其語氣多麼尖銳，皆應被視為合法的權利行使，而非犯後態度的污名化標籤。 ## 3. 政經防線：以「特許權限之濫用」作為量刑核心，而非「法庭表現」 對於專業人士（如律師、公證人、警員）知法犯法的懲罰，其重判的法理應當百分之百聚焦於其「利用國家賦予之特許權限進行政經套利、侵害公共法益之深度」。如本案中蔡鴻燊辦公室起獲的「教戰劇本與記事本」，這項「物證」本身就足以證明其犯罪時的主觀惡性極深，這才是他理應被重判 25 年的鐵證。法院應大方地以「犯罪手段與主觀恶性重大」為由重判，而非在判決書中過度著墨其在法庭上「不認罪、干擾證人」等容易引發侵害防禦權爭議的程序表現。 ------------------------------ ## 【結語：陽光下的法庭與權力的邊界】 法庭的公開審理，不應只是國家用來展示公權力正確性的「劇場」；交互詰問，更不應成為被告必須謹小慎微、稍有冒犯即遭加刑的「陷阱」。蔡鴻燊案的判決在結果上大快人心，成功圍堵了為詐團護航的腐敗公職體系，但在其量刑論述的法理修辭上，卻為法治國家敲響了一記必須保持警惕的警鐘。 《社長政經學》始終認為：真正的程序正義，是即使面對最罪大惡極的被告，體制依然願意保障其在陽光下進行最頑強抗辯的權利。 當我們以正義之名，容許法官將被告在公開審理中的言詞對抗輕率地貼上「態度惡劣、干擾證人」的標籤時，我們實質上正在削弱每位公民未來面對數位利維坦國家機器時，那道唯一的、也是最後的防禦盔甲。唯有劃清防禦權的合法邊界，讓法庭的公開審理回歸純粹的物證與法理辯證，司法的正義才能真正具備令人信服的理性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