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1945：命名背後的權力與臺灣主體性——從「抗戰勝利」、「終戰」到「戰後」的歷史分期思辨

【文化經濟+創意產業｜Note】 　歷史命名的選擇，絕非僅是中性且無害的時間標籤，而是一種深刻的「文化生產」與敘事位置的抉擇 。每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歷史名詞，都自帶了一套特定的因果架構與強烈預設，這就像是寫入程式底層的「預設值」，直接決定了後續歷史解釋的展開與敘事方向。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便能輕易體會命名所蘊含的語言魔力。例如，當一個人處於職涯的轉折過渡期，若向親友自稱「待業中」，聽起來便顯得被動、弱勢，彷彿在等待某個既有體制的接納；但若自稱為「自由工作者」，則散發出一種掌握人生主導權的自信 。同樣地，在求職面試時，將前一份工作的結束描述為與前東家「和平分手」或老實承認自己「遭到資遣」，亦會徹底改變面試官的觀感——前者暗示了雙方關係的對等性，後者則立即使個人處於相對弱勢的被動位置。 　當這種命名權放大至國家與時代層級時，其政治與社會影響力更是驚人。一個歷史詞彙若被教育體系、博物館展覽或新聞媒體反覆使用，就會在社會中形塑出看似理所當然的集體認知 。因此，從文化主體性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敏銳地去追問：這些歷史名詞究竟讓「誰」成為了歷史句子的主詞，又讓「誰」淪為了被描述、被處置的客體？ 一、「抗戰勝利」：國家史正當性下的臺灣經驗簡化 　「抗戰勝利」是臺灣社會最為熟知的歷史稱呼之一 。從中華民國的國家史或中國戰區的軍事史脈絡來看，這個詞彙無疑具有明確且穩固的歷史正當性，因為確實有一個政治實體經歷了艱苦的抗戰並取得最終勝利。然而，若將其直接套用為臺灣 1945 年的總體歷史分期，則會產生嚴重的「後建之名」投射，即以強加的框架硬套在當時複雜的社會現實上。 　不可認同的是，在 1945 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時，確實有許多臺灣人走上街頭敲鑼打鼓、熱烈慶祝 。但若將歷史軸線拉長，檢視 1895 年至 1945 年這半個世紀的脈絡，臺灣人的生命經驗實則極其複雜且充滿內在矛盾。在二戰後期，日本政府為了補充兵源，在臺灣實施了「志願兵與全面徵兵體制」 。當時的臺灣家庭中，父兄可能不久前才被迫穿上日本軍服，甚至是以志願兵身分前往南洋參戰。對於這些剛經歷複雜動員體制的臺灣人而言，突然被要求高喊「我們抗戰勝利了」，其造成的「認知失調」與心理衝擊極為強烈。 　直接以「抗戰勝利」進行單一的直線敘事，等同於抹殺了當時臺灣社會同時存在的武裝抗爭、親近日本文化、順應體制求生，以及被迫動員等多重歷史面貌 。在這種大一統的國族宏大敘事下，臺灣在 1945 年的角色被簡化為一個順理成章被接收的「附屬結果」或「戰利品」，失去了自身的故事線。這不僅邊緣化了臺灣在地更具決定性的社會變遷（如官僚體系全面大洗牌、資源重新分配，進而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及冷戰美援的強勢介入），也使其失去了被深入探討的空間。 二、「終戰」：日本國家記憶的政治修辭與責任規避 　為了解構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臺灣社會亦有一派聲音主張採用日本常用的「終戰」一詞 。然而，此詞彙看似客觀中立地描述戰爭停止的狀態，實則隱藏著極其精密且狡猾的語意政治算計。 「終戰」一詞源於 1945 年昭和天皇發布的《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即「玉音放送」） 。在這份宣告無條件投降的文書中，天皇刻意避開了「敗戰」或「投降」等具負面責任歸屬的字眼。詔書的敘事技巧極高，它向日本國民宣稱，因敵人使用了殘酷的原子彈，若繼續作戰將導致大和民族滅亡及人類文明毀滅，因此為了拯救蒼生與世界和平，天皇決定「終結」戰爭 。 　這就像是一家將公司經營至全面破產的新創公司執行長，在記者會上隻字不提自己的決策失誤或經營不善，反而對著大眾宣稱：「為了避免市場過度飽和及保護投資人長期利益，決定終止營運」 。這種修辭巧妙地利用語言魔術將「行為結果」（打輸戰爭）轉換為一種「時間狀態」（戰爭結束），將天皇從「發動戰爭的最高領導者」搖身一變包裝成「做出神聖決斷以阻止更多犧牲的和平使者」。 　這套記憶政治成功幫助戰後的日本社會免除與淡化了戰爭責任，以及對亞洲鄰國傷害的反省 。倘若臺灣在未加思索的情況下直接擁抱「終戰」概念，無異於放棄了自身歷史坐標，直接跌入日本國家的記憶陷阱中，依然無法成為歷史的自主決策者。 三、「戰後」的方法論優勢：建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分析平臺 相較於前述兩者，學術界廣泛提倡的「戰後」，是目前最具分析空間與方法論優勢的歷史語彙 。其強大之處，在於其「包容性」與「未完成性」。 　「終戰」的目光是向後凝視，試圖將歷史定格於戰爭停止的那一刻，並帶有規避責任的色彩 ；而「戰後」的目光則是看向未來，它並不去爭論昨天的勝負，而是將外在的國際政治劇變（如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戰勝接收）視為客觀既定條件，並將研究的聚光燈穩穩地打在「臺灣」這個主體身上，聚焦於戰爭結束後，新秩序與新社會是如何跨時段地重新建構與形成的。 四、社會結構的劇烈震盪：戰後臺灣的「文化資本重新定價」 　當我們將歷史主詞確立為「戰後臺灣」時，便能深入凝視當時社會經歷最殘酷、最劇烈的制度震盪——「文化資本重新定價」。 　社會宛如一個巨大的市場，每個人的語言能力、學歷、專業知識與審美品位，皆是其擁有的「文化資本」 。在不同的時代體制下，技能的定價大相墜異。在日治五十年的統治下，日語能力、對日本法政體系的熟悉度，以及取得日本本國的高等學歷，是臺灣社會最核心且最高階的文化資本，當時的律師、醫生與文學家等在地精英，皆以此在社會階層中站穩腳步。 　然而，1945 年政權更迭後，這套既有的資本定價系統在極短時間內面臨了毀滅性的全面崩盤 。舉例而言，一位四十歲的臺灣籍精英律師，大半輩子都在精研日本法律，並在法庭上以流利的日語進行辯護、備受社會敬重。但在改朝換代之後，法庭的官方語言一夕之間變成了他完全聽不懂的國語（中文），適用的法律體系也全面改寫 。他原本引以為傲的專業技能，在全新的制度市場中瞬間被歸類為毫無價值的廢物。 　這種巨大的剝奪感是毀滅性的。這項變革絕非單純更換國旗或官員名稱，而是對整個社會資源分配機制的「暴力重置」 。它直接決定了誰能留在法庭擔任法官、誰能在媒體發表言論，以及誰能繼續在學校任教。 　這正如同一個人從小苦練楷書，並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社會卻突然規定只有寫行書的人才能當官，其原有的優勢瞬間歸零並被邊緣化 。與此同時，另一批跟隨新政權來臺、掌握新語言與規則的群體，則因具備符合新體制的文化資本，輕而易舉地空降至制度的管理階層與核心職位。這場文化資本的重新定價，徹底改寫了臺灣社會的內部結構，原精英階層的失語與失勢，亦為隨後的社會衝突埋下了深遠的導火線 ``。 結語：反思我們當下的時代命名與解釋權 　透過 1945 年這三個歷史詞彙的思辨，我們能深刻看清名詞背後的權力腳力 。當我們堅持在特定脈絡下使用最適切的詞語時——探討中國軍事史使用「抗戰勝利」，探討日本民間記憶使用「終戰」，而欲理解臺灣自身的文化與經濟發展軌跡時，則精確地採用「戰後臺灣」——這才是歷史命名背後的真正力量。 　這項歷史洞見也指引我們反思當下的處境。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亦不斷接受著各種由外部力量定義的新名詞 。當我們未加思索地跟著科技巨頭高喊「後 AI 時代」，或隨著國際媒體驚呼「新冷戰」時，我們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交出了對未來的解釋權，再次在他人建構的敘事平臺中，被動地淪為了他人故事裡的客體與配角？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我們時刻保持警惕與深刻自省的根本問題 ``。 ● 參考文獻： © 從文化經濟與文化主體性思考1945：從「抗戰勝利」與「終戰」轉向「戰後」的臺灣歷史分期思辨（mookk Company）2026-0809 ◆ 加入「AIIMhub.USC 實踐大學藝術管理專業認證班」，帶您走出「藝術江湖」的康莊大道。 https://art.mookk.com/USC/ ◆ AIMhub.USC x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87366022762 ◆ AIMhub.USC x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aimhub.usc/ #藝術顧問, #藝術投資, #藝術經紀, #藝術拍賣, #藝術管理, #藝術市場, #藝術經理, #藝術評論, #藝術策展, #藝術鑑定, #文化經濟, #創意產業, #文化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實踐大學, #畫廊, #小額投資, #時尚流行, #時尚判斷, #鄭綸博士